在现实的罅隙捕捉城市的鬼魅——杨德昌的现代性经验

关于台湾电影之死的哀悼，批评家、小知识分子、策展人、媒体从业者、各种各样和电影发生了关系的人都已经在公开场合或者非正式场合表达过、窃窃私语过，这种无奈和悲伤都像宿命般无法挽回，就像一个导演的死亡，杨德昌已经离开一年。

上世纪80年代，拍摄《海滩的一天》时的杨德

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之一，杨德昌身上乡土台湾的特征最稀少。他的电影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现代文明最大、最妖魅的果实上，城市的脆弱和粗暴、张狂和礼仪是他电影笔墨永远不愿意放弃的细节，具体个人和庞大都市之间必败的战争总是让他电影中的各种角色在忧伤之处溃败倒地。

杨德昌对现代性的思考、对物质文明的解剖远远高于其他台湾导演，他的电影和城市之间的深刻关系在华人电影圈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王家卫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更像一种游戏，人物之间被抽离了社会背景关系完全就是舞台上的角色扮演，冯小刚算是对城市文明不离不弃，可是艺术手段的局限让他的电影基本上就是一种对生活的慨叹。

应该说杨德昌是最知识分子的一个华人导演，他的电影没有对现实的气急败坏，只是在时间的两岸观望、思考。从杨德昌的教育经历来看，他是从一个现代技术的学徒最终转向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思考者，这种对现代性的基本怀疑、对技术和资本至上的理念的逃离，让杨德昌的城市电影光影变幻、意义充沛。在《一一》的一条评论音轨里，杨德昌提到了WTO这种全球自由流通的背景下台湾的现实，显然，身处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杨德昌对台湾的得到和失去有一种自觉的认识。

在1949年之前，台湾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各种命题里基本消失了，1949年之后台湾开始面对世界。一个日本化的台湾、一个恍惚的岛屿、一个讲英语的世界，这是台湾社会在文化上必须面对的冲撞纷争，而正是这种现实的罅隙让杨德昌捕捉到了现代性的鬼魅之处，他把台湾社会的苦楚和忧郁包裹在日常的细节之中，凶猛残酷坚持到底。

杨德昌的电影和城市呼吸、生活文脉紧紧相拥，这让他的电影经验既细致、琐碎、真实，又脱离了地方意识形态的局限而获得了普遍性，他镜头下的台北更像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城市，沸腾、不可控制。外来文明和本地传统的纠缠，现代社会和逝去社区的比照，手工制造和全球资本的相遇，这些痛苦、抑郁的经验何尝不是我们的记忆和现实，何尝不是我们生于其中、互为镜像的所有都市。

杨德昌的出现不只对台湾电影弥足珍贵，对整个华语电影都有一种启示和先行的作用。对我们这个金砖之国，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杨德昌，我们需要很多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