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du.mixfog.com Ash of Time Tue, 24 Nov 2009 04:46:01 +0000 http://du.mixfog.com en http://du.mixfog.com/160051/ http://du.mixfog.com/160051/ Tue, 24 Nov 2009 04:46:01 +0000 Ash of Time 160051 I 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 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没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在一个恐惧四布、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 府后，几个神情傲岸的片区警察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拉倒，像送走一盆 过时的盆景。 几乎所有傅的亲属、朋友都痛悼了傅的英年早逝，谴责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仿佛最后的几年不过是死神在挑选吉日。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而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 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 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 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八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II 就这样，当第二天上午，女佣周菊娣按时起床准备为他打扫卧房的时候，发现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的译匠没有起床。他已经永远地睡了。 又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　 傅、朱”，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次：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 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 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 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 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 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 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 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　 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 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 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 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 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 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 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 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 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 前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拨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 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 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这和苏格拉底之死完全不同，这个同样是饮鸩而死的雅典人是至死都相信自己的无辜，而恰好是这“无辜”，鼓舞了他赴死的勇气。他坚信神明让他现在死去，不但 避免了因年老带来的痛苦，而且雅典会因错勘贤愚而遭到永恒的报复。“如果我不义地死去，这乃是那些不义地处死我的人的耻辱，因为，不义既是可耻的，不义地 做任何事岂不都是可耻的吗？……我看，后人对前人的看法，是随着他们生前受不义的待遇或者行不义的事而不同的”①这个杀气腾腾的预言在后来得到验证，雅典 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而苏氏本人的道德学问却没有在这场无休止的争讼中贬值。 但傅雷有什么呢？难道他比这个雅典人更相信神所赋予的“永恒的正义”吗？“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 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个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这个东方文人对杀死他的权力以及代表这种权力的暴政并没有深刻的怀疑。那么，究 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坦然赴死？这个问题不妨容后商议。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从完全不同的信仰背景里生长出来的智者，面对死亡却显示了惊人相似的冷静：据柏拉图回忆，苏在众多弟子肝肠欲断的哭泣声中兴致勃勃地 接过了盛有毒鸩的酒杯，脸上竟没有丝毫的慌乱和忧惧。当无情的毒药发作到腰部时，他掀开了脸上的白布，说：“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 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从这个角度上看，傅就是苏格拉底在远东的忠实兄弟，他在遗嘱中事无巨细的钱款处理，不妨看作是对“苏式死法”的下意识摹 拟。 除了在信仰观念上的先天差异外，傅与苏还有一点真正的不同。有资料显示，苏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那个著名的悍妇还领着孩子到监狱里大闹了一场，而傅却至死都沉浸在神赐的幸福之爱里。 现在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 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炼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 美。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 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苛，对事业忠心耿耿，我 爱她，我原谅他。”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追随，这种对真理、正义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现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权主义者，自以为是的“知识女性”,张牙舞爪的 “女强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她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也为之落泪的程度。 让我们把目光收起，重新回顾一下她在1966年9月2日的下午，也就是她在辞别这个世界时所留给我们的最后信息。 那时杀心已定、去意已决。青年恐怖组织成员带着胜利的得意，绝尘而去。面对满地的狼藉，她对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的样子，夫妇俩吃晚饭，朱对周说：“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曾无数次地看过傅雷遗书的影印件，但每次面对结尾的签名时，我都要问自己：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的亲笔题写？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一双女人之手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签在丈夫的后面时那滴血的颤栗。 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 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这对朱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 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朱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他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III 到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傅雷为什么而死？是死于“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悲愤，还是“文死谏，武战死”的道德律令？是死于儒家的入世不得，还是道家的超然解脱？是死于个人奋斗的穷途末路，还是国家信念的分崩离析？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能解决的。 可以肯定的是，与司马迁、“竹林七贤”、徐文长、李贽、龚自珍、鲁迅等一大批东方抵抗知识分子相比，傅雷其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叛逆”。他当初选择巴尔 扎克的翻译，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考虑更多的是政治的安全。翻译一个被全人类的革命导师封为“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 师”②理所当然地会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默许和支持。而饶有趣味的是，这个具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语）的作家却写了大量的既不“革命”，也不“ 辩证”的东西，这使得傅雷的翻译一时竟难以为继。 他在1964年一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郑效洵的信里，这样谈到他的翻译：“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可是另有一部 分，“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男女之间极 细微的心理变化”；“……诸如此类名著，对我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他的结论是,不宜再译。 这其实是一种双重人格在艺术理念中的投影，一方面，西方进步的思想艺术使得任何妄自尊大的人都不可能闭目塞听；另一方面，来自某种先天的抗拒，又使他无法放弃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本能留恋。 果然，在1957年，当国家意识形态以“阳谋”的手段诱使知识分子“陈情进表”时，傅雷竟然较早走出书斋，成为上海市政协的“左拾遗”。在一次以“特邀代 表”的身份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后，他这样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 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③ 。 痛切、热烈、天真无邪地为一个国家乌托邦奔走呼号。一切怀才不遇和乖张怪戾 的激愤现在都离他而去了，他沉浸在了种族的廓大怀抱中。 ——这种热情洋溢的投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对一个有着明显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来说，一切似乎又是那么顺理成章。 而国家政权最终还是抛弃了他。 一场“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持续不到一个月，暴风雨就突然降临。随着一场全国规模的整肃运动严厉地开展起来后，傅雷立即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打成“右派”，痛苦回家。他的国家信念第一次遭到了重创。 当然，这也是一切儒式文人“治国平天下”梦想的必然结局。他们获得了他们为自己选择的命 运。也就是，当被一腔治世热血鼓荡起来的儒家文人，一厢情愿地去“治国平天下”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过的是，谁的“国”、谁的“天下”允许他们“治”和“平 ”？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国家”和“天下”属于一家一姓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跑到别人的家里或祠堂里去“治”和“平”而不被家奴赶出？这个问题 孔子本人没有解决好，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徒子徒孙，而他的徒子徒孙，包括屈原、杜甫、陆游、岳飞、方孝孺、王国维在内的一连串风流高标的人物，除了撒 娇、赌气、跳江、冤死、耍酒疯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么，按照儒家的阶梯理想，一个士大夫剩下的就只能是“齐家”，而“家”是微缩了的“国 ”，“国”是放大了的“家”。“齐家”是“治国”的预备。因而,《傅雷家书》才以其与国家道德的一致性，成为与早期的《颜氏家训》、近世的曾国藩、李鸿章 的“家书”一起为世所重的东方教子篇。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直接导致傅雷自杀的那场大抄家中，“红卫兵”搜出了“家书”的原件。他们满以为写的尽是“三反 言论”、“叛国恶词”，谁知傅雷在里面写的多是教导儿子如何“爱国”之类。于是，他们相互传阅，读得入迷，竟至于忘了抄检。可见，批斗傅雷完全是一场误 会，一场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误会，误会的原因在于年轻的无产阶级由于学识浅陋而无法理解早期无产阶级的良苦用心。 而最终是傅聪的出逃宣告了傅式“家国”教育梦的彻底破灭。傅聪，这个被他用棍棒和威吓抚育起来的长子，由于害怕回国后被逼加入到“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 父亲”的罪恶循环中而在波兰学成后驾机出走英国。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明智的举动，却对狷直的傅雷构成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 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家与国，人与他的种族，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这时再次形成了紧张对抗。 据传记资料显示，他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惧废……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但他更相信自己的教育方式，他不能明白，而且永远不能明白的 是，当他真诚地按照传统意识形态要求的“爱国”标准去培养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干才时，那个“爱”的动作只是幻想中的一厢情愿，而它所“爱”的对象——“ 国”，只是一个在水一方的乌托邦，华衣艳裳、秋水频传地出现在儒家几乎所有的典籍和诗文中，但事实上，它从来没有“爱”过我们。 行文至此，我想明敏的读者已经看出了傅雷在他的最后几年里精神步步退守的大致轨迹。作为一个国家信念频临崩溃的老人，晚年又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沉重 打击，已经不大可能再相信除了个人奋斗（或者说成“消遣”）以外的事情了。他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大约从1959年起，他基本上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在贫 困④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译竣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 曲等多种著作。此外，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成功地培育出英国玫瑰达50多种。 这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最后选择。也就是当“治国平天下”、甚至是“齐家”的梦想也相继败落以后，正是这些拓片、碑帖和异类花鸟掩护了众多英雄向精神丛林的深处撤退。在那里，他们为自己的灵魂敷药。历史学家谓之“修身”。 而最终是“红卫兵”急骤的敲门声击碎了桃花源主人欲辩忘言的“修身”清梦。也就是当心性高傲的主人一觉醒来，发现温顺的狼毫、宁静的书台、旖旎的玫瑰花丛 已不复存在，他已别无退路。圣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别人不许“独善”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高超的哲人也教我们，“入世 ”不得就去“出世”，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当“世界是我们的”，出世也不得，就是无“世”可“出”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傅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们，那就 是——离开。 这和屈原完全不同。屈原是他自己国家的主人，他最后选择自杀是他不愿意与一个昏聩的国王一同在世。因而，在怒气冲天地问过172个有关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以 后（见《天问》），愤然自沉，以明心志。而傅雷是至死都相信自己是国家的罪人，这一点，你只要看一下遗书的第一节就会知道。 但我也同时注意到了傅雷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他的愤世嫉俗。 与屈原的愤世嫉俗导源于他的政治受挫不同，傅雷的愤世嫉俗几乎是天生的。大约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被当地的土豪劣绅诬告，入狱三月，幸得母亲倾其全 力救出，但终因痨病加重，不久便衔冤而逝。家道从此迅速中落，两弟一妹相继夭亡，只剩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地过日子。我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傅雷的愤世嫉俗起因 于他的幼年失怙，但毫无疑问，这些童年时代的悲惨遭遇为傅雷早期人格的成长起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他取名为“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义），把自己的住所叫“疾风迅雨楼”，并赫然印在自用的稿纸上。但他忘了一句来自神秘年代的古老谶 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第23章），仿佛一切早已注定。据傅聪回忆，从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极端愤世嫉俗的人。因而到傅雷出事后， 他好像完全理解，仿佛“早已知道他会走上这条路的。他不可能不如此……”⑤，“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的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 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ry（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⑥。 因而，如果仅仅把傅雷的死归结为“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律令，那就大错特错了。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这是他所有痛苦与愤怒的源流。他不是因为受了辱才去自杀，而是因为要去自杀才觉得受了辱。 而我必须向读者指出的是，愈到后来，这个孤独而庄严的王愈是显示出了一种奇特的混乱统一。拘谨与生动，丰富与单纯，入世与出世，顺民与叛臣，希腊精神与中 国式的激愤奇妙而不可思议地集于一身。而最后是自杀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分裂气质，从而也及时地阻止了一个发疯、投诚、精神严重扭曲的可怕局面的发生。而实际 情况是，傅雷即使活着躲过此次劫难，他也无法面对以后十年更为严酷的祸乱。对此，我不想和什么人分担庆幸，我只想以我的文字写出我的悲哀和追思。 IV 在所有关于傅雷的悼念文章中，杨绛的《忆傅雷》可能是我感到最为奇怪的一篇。在短短的不到五千字的文章中，竟然有十几次提到“钟书”：一会儿说“也许钟书 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 ⑦；一会儿说“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⑧，而且“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 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⑨；一会儿又说“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⑩；…… ，一个特行独立的傅雷在杨的笔下忽然变成了一个唯命是从、亦步亦趋的小学生，使人就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要悼念亡友，还是表扬夫君？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文章写到傅雷在一次全国性的翻译工作会上，因举了许多错译的例句而招致许多“例句主人”的非议。这对一个求真求实的知识分子来说，大概 是再正常不过的，但“钟书”却去信责备，杨绛也深以为非，并献计说：“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⑾， 这就把一场真诚坦率的学术论争变成了一种世故狡狯的人际权谋，同时也使我对一切东方逸民型知识分子的人生教诲保有了适度的警觉。 当然，在一大堆怀旧、念亲、谬托知己的文章中，还有一些更为莫名其妙的篇目。那就是说，傅雷之死是一个代价，是一个“我们”到达光明前途的路上必须经历的 一次“曲折”，虽然“二十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是多么的惊人，而今天终于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 ”⑿。并且“有许多人在那场灾祸中被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钢铁受到烈火一样的锻炼，而更加显露出他刚毅锐利的英精”⒀。 一代翻译巨匠就这样成了别人锻火的材料。他们夫妇以绳索和毒药为代价捍卫生命的尊严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只是为了给别人提供一次“得人心的政治措施 ”的机会。因为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二十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那么“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就无从表现。 ——幸好傅雷夫妇虽然“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因此得到了“锻炼”，变得更加“刚毅锐利”了；如果傅雷夫妇虽然“伤残”了，虽然被投入了炉中，但许多“钢 铁”并没有得到“锻炼”，反而变成了软泥，不但没有变得更加“刚毅锐利”，反而更加心安理得、蛇行匍匐地为刽子手擦拭刀具，那么，傅雷之死价值何存？作者 显然没有回答我们。 我只知道如果照此逻辑推断下去，那么，楚怀王就是好的，因为正是因了他的流放、迫害，屈原才孤愤发难，写出《离骚》；宋高宗和秦桧也不错，不是因为他们昏 聩专断、陷害忠良，怎么能有岳飞的全忠保义，青史留名？历代极权王朝都可以，要不是皇权政治的黑暗和专断，李白、杜甫、苏东坡、王实甫和曹雪芹等历代文人 怎么会怀才不遇，从而写下了那么多震烁古今的杰作？奴隶制度也不坏，你想要不是奴隶主的皮鞭和刀剑，那些奴隶会自告奋勇地背砖、挖土、扛石头，喜出望外地 去修兵马俑和长城？ 中国人能把一切悲剧都转换成喜剧，能把一切现实中的苦难都转换成精神上的快乐赶集，能把一切杀人、暴虐和流血都偷梁换柱成人民群众的迎神赛会。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追悼会在上海隆重 举行。会上有人郑重宣布，1958年把傅打成“右派”是错误的，“文革”中傅雷夫妇所受的诬陷迫害也应平反昭雪，并彻底恢复其政治名誉。而饶有趣味的是，主持为傅雷“平反”的正是当年整他、“打”他的机构——上海市作协，这就使得一场血淋淋的吃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吃人者所遵循的语言逻辑：那就是说，把你打成“右派”是错误的，但“打”你本身却并没有错；把你迫害致死是错误的，但即使是错了，我也 可以不为你“平反昭雪”，现在已经为你“平反昭雪”了，这正好体现了我的“实事求是”——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凶手为什么仍然有资格坐在主席台上为死难者“ 恢复名誉”。 这实际上是为以后制造新的恐怖运动提供逻辑铺垫。它的背后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恩主”心态。 有了这种心态，一个人就可以对另一个人任意处置而不受责难。比如，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他就可以说，我虽然打了你，但我已经不再打了，这就是一种恩赐，他 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本来还可以继续打你；依此类推，我虽然继续打着你，但因为我没有杀死你，这就是一种恩赐；我虽然杀死了你，但我本来可以让你死得痛苦， 比如凌迟、剜心等，但我没有，我为了让你快速死去，用的是枪毙或注射，因而，这就是一种恩赐；我虽然让你死得很痛苦，但我本来可以株连你的家人或九族，但 我没有那样做，我只是让你一个人死去，因而，这也是一种恩赐；…… 这种高高在上、包打天下的逻辑最初是以隐蔽的方式出现在一些强盗、奴隶主和个别“通天教主”的潜意识里，后来在国家流氓化以后，就被一些独裁者奉为圭臬，并几乎成为上世纪半个世界的立国原则。 它的前提是权力，是无所不能的权力，是一部分人天然地认为自己对另一部分人拥有一种绝对的、不容怀疑的支配权。包括他的生命、幸福乃至活着的意义都必须寄 托在“我”的身上才能获得，否则，“我”必将利用巧取豪夺来的国家机器宣布这个人为“人民公敌”。这种上升为巫术的国家宗教，基本上不承认人的生命是从上 天那儿得来的。他（她）的独立、自由以及一切生存、创造、表达意见的权力都不是神赐的，而是“我”赋的，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给予，而且这并不影响我在适 当的时候迅速抽回。 就这样，人开始了扮演上帝的漫漫征途。万军之领袖以及追随者在无数香客的簇拥下登上了一座由砖石垒成的城楼。在那里，他发布命令，接受朝觐，并晓谕各族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只有按我手指的方向前进，你们的灵魂以及肉身才能进入流着奶与蜜的耶路撒冷。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人民的作用。一场规模空前的造神运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神祗的真正动力。人民说，要有神， 于是就有了神；人民说，这神是真的，于是就焚香灼臂，磕头礼拜起来；人民看这是好的，就把城楼上的红漆当作西奈山的神光电火，就地举行起各种献祭仪式来： 他们有的遗弃了家小，有的殴伤了父母，有的杀死了老师，有的把在不同阵营的兄弟的尸首吃尽，连一个脚底板也不留存。这就是人民在“站起”以后所做的所有事 情。 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 这个傅译名著的普通爱好者，这个与傅家非亲非故的无名女子，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钢琴老师的家里，获悉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就立刻变得内心不 安起来。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决定了自己的营救行动。她瞒过父母，一脸忧戚，冒险来到了寄存骨 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 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 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以礼敬拜，一切安顿就绪，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她知道什么叫“右派”呢？难道她比我们的“学者”、“作家”和“领导”更能明白巴尔扎克以及“资产阶级文学” 翻译的价值么？肯定不是。指引她的仅仅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善良天性。换句话说，在黑暗到来的一瞬，她听从的仅仅是一种良知法庭的命令。然而，正是这个简单的 “听从”使她的修为超过了所有“学者”、“作家”和“领导”的一切凭吊、赠谥和谀墓文章。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 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祖国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 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干妹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但这个婵娟式的女子 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一片树叶落入深秋的荒原，从此再也没 有找过傅氏兄弟。 注释： ①　引自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8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9月版。 ②　这是恩格斯称颂巴尔扎克的话。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 ③　引自《艺海清辉" 傅雷》第118页，段文菡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④　傅雷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少数几个没有单位，靠稿费生活的人。但在他划为“右派”以后，出版社惧于政治压力，要求他用笔名出版，遭到他的拒绝，生活一度陷入困顿。 ⑤⑥　 引自《傅雷与他的世界》第71~72页，金圣华编，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月版。 ⑦⑧⑨⑩⑾　 均引自杨绛的《忆傅雷》一文，引书同上，见第13~17页。 ⑿⒀　 引自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一文，见上书第129~130页。 http://du.mixfog.com/160051/ http://du.mixfog.com/120646/ http://du.mixfog.com/120646/ Fri, 23 Oct 2009 04:39:29 +0000 Ash of Time 120646 <img src="http://c0573862.cdn.cloudfiles.rackspacecloud.com/1/0/6418/120646/4-8045.jpg" border="0" width="240" height="360" align="left" /> 美国民主党左翼、特别是六十年代婴儿潮造反派的影子大统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终于在８月２５日去世。正好，白宫内是自己人当家，一时 赞语如潮，极尽身后哀荣。出版社也加班加点，９月１４日就将他的回忆录《真实的方向》（True Compass）赶上了市场。 肯尼迪是天主教徒。西方社会的思想大分化，始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新教从天主教分离出来，成了中产阶级的宗教。新教徒相信个人努力；天主教比较传统一 些，要求信徒像耶稣那样，帮助那些最穷的人、有病的人和残疾人。但是，这些最弱势群体缺乏政治行动能力，有天主教倾向的政治家，通常认为他们需要政府的特 别保护。新教徒也觉得弱势群体应当获得照顾，但他们更强调私人慈善。在两头尖、中间大的美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左翼，天主教传统多一些，他们其实是个尖尖 党，是脑袋尖尖想爬上天的精英分子和脚趾尖尖无立锥之地的贫民的联合。共和党那样的右翼，则是个中中党，拥护者多是凭本事吃饭、靠自我奋斗而改善生活的中 产阶级。 保护最弱势群体，本是占据道德高地，但爱德华·肯尼迪总让人觉得私德有亏。 例如，去年关键的“超级星期二”民主党党内初选之前，肯尼迪成了第一个表态支持奥巴马而背弃希拉里的民主党大佬。这位七老八十、做了无数届却永不言退 的参议员，满头白发，满脸老人斑，左手撑住讲台，支起微驼的背，右手也举不高了，只能向右下方一推，强调现在该由（比希拉里年轻的）新一代来领导了！看着 这形象，总觉得和他的言词对应不起来。讲这话之前，是不是应该先作个声明，“老朽我其实早该退休了”？ 不过，肯尼迪最让人诟病的，还是他在１９６９年，一次派对之后，半夜带着一位二十八岁的女子，将车开到水池里。他自己游上岸走了，并在女子尸体被发现 之前，十个小时不向警察报告，却和助手商量如何减小这件事的政治影响。虽然一时民愤很大，但美国是法治国家，而法律只讲证据。这位女子，已经不幸溺毙；甚 至肯尼迪本人，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喝多了。结果，只能算他事故后逃离现场，判了两个月，监外执行。 <img src="http://c0573862.cdn.cloudfiles.rackspacecloud.com/1/0/6418/120646/5-3252.jpg" border="0" width="240" height="360" align="left" /> 幸好还有文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被评家认为早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乔伊丝·卡罗尔·欧茨，写过一个小长篇《黑水》（Black Water）， 以掉在水中的那位女子的口吻，描写她在等待救援时的绝望。欧茨将时间、地点和女子姓名都改了。她不能点爱德华·肯尼迪的名，但也没有另给一个名字，书中只 说“参议员”。这位参议员，带着年青女孩赶去旅馆开房，在期待偷情的激动中，醉醺醺一路超速。终于，车子撞断桥栏，掉进八英尺深的水中。虽是小说，按常理 判断，大概很接近当时的真实。 但欧茨这部小说不是１９６９年肯尼迪出事后写的，而要迟到１９９２年才出版。原来，出版前一年，肯尼迪的外甥威廉·肯尼迪·史密斯（爱德华·肯尼迪的 姐姐琼·肯尼迪的儿子），被人控告强奸。又是半夜里喝了酒，又是驾车带女子去海滩。而且喝酒还是肯尼迪带去的，审判时他被迫上法庭作证。总算史密斯酒后脑 袋还不太糊涂，他记得那女子在车上自己把袜裤卷了下来，扔在车里。沙滩上是否有强奸，两人各执一词；但女的说不记得袜裤是怎么掉在车上的，陪审团就跟她再 见了。史密斯被判无罪。欧茨看来是受了刺激：六十年代争取女权的女孩和九十年代享受女权的女孩，都是见了有点权有点名的男人就把持不住，进步在哪里？ 欧茨笔下的女主角凯莉，典型的美国左派女学生，毕业于长青藤大学布朗，满脑袋进步思想，曾经要和共和党父亲决裂。可是，男人轻轻一搡，她就不知道哪里才是真实的方向。其实她的教名是伊丽莎白，一位帅哥将她的姓（Kelleher）简化了，叫她凯莉，从此她就成了凯莉。 凯莉提包里放着一个从未卷开的保险套。男人不愿用，她也不知道如何要求男人用。她本来应该在当地过夜的，喝醉了的参议员要带她走，还要她帮着拿杯酒在 路上喝，她不感到危险，很得意地只想着“他选的是我”。她在路上，甚至不敢提醒参议员，他们可能迷路了。车子掉进水池后，她被内陷的车门和车顶锁住了，不 是自己设法逃出去，却是痴痴等待那个踩着她脑门逃出黑水的参议员回来救她。Kelleher 竟成 kill her，傻女孩枉送了自家性命。 肯尼迪在回忆录里，大谈这件事对肯家的影响。出事后数月，他的父亲去世。他猜想这件事可能缩短了父亲的寿命。《纽约时报》书评人角谷美智子说她读了很感动。肯尼迪承认逃走不对，但说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做错事。 欧茨狠狠发挥了一把。在《黑水》里，参议员逃到大路上后，给朋友打电话，谎报凯莉喝醉了——两人离去时，大家都见到凯莉（为参议员）拿了一杯酒——抢他的方向盘，车子偏离真实的方向，掉入水中。 欧茨的句子，悲愤而有力。她也只能这样了。她的警告，大概不会有效果。如果没有内在的道德重锚——或如英语所说的 inner truth——人就只能依靠他人的议论来界定自己的行为，一个缺乏人生经验的善心女孩，大概很难在名人和权贵面前坚持真实的方向。要求进步的凯莉，抛弃了 父母的信仰。在美国，一旦失去了信仰，通常就失去了 inner truth，就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哪里还守得住？——然后就如庄子所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上个月的《纽约时报》登过一篇有趣的文章（Exercise Tailored to a Hijab）。某些原为基督徒的美国女人，改做穆司令，就是为了避开社会上对待女人的流行尺度。黑袍子一套，没身材了，你们评论去吧。她们仍然上健身房， 不再为男人的眼光，而是完全彻底为自己的健康。六十年代年青人大造反之后，美国基督教信仰越来越松，她们皈依更严格的。 色鬼入青史，冤魂沉黑水。欧茨似乎有种不甘心的预感，她在《黑水》中问道：and if he would not be redeemed one day exalted above his enemies and admirers alike？肯尼迪在《黑水》出版那年，又结了一次婚。新娘是朋友的女儿，比他小二十二岁。生活稳定之后，肯尼迪开始收敛心性，认认真真做参议员，推动了 不少保护弱势群体的法案，也算有所赎罪。而且，靠着肯家在民主党内的至高地位，他可以作出妥协而不必担心被更激进的同道指责立场不稳。以至他去世后，共和 党大佬如约翰·麦凯恩等，都叹惜失去了一位懂得进退的同事和谈判对手。 不过，肯尼迪有一件事是决不妥协的，而且可以为此违背他的天主教信仰。如果凯莉们因为没用保险套而要堕胎时，这一“权利”决不允许侵犯。他甚至赞成晚 期堕胎，哪怕婴儿已经９个月，看着已是人了。１９８７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名观点比较保守的罗伯特·博克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爱德华·肯尼迪怒发冲天，诬赖博 克的美国要把女人赶到小巷去寻求黑市流产。是他将无端党争引入大法官听证程序，在这一条上，保守派无法原谅他。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oodlee/archives/345749.aspx http://du.mixfog.com/120646/ http://du.mixfog.com/120644/ http://du.mixfog.com/120644/ Fri, 23 Oct 2009 04:33:09 +0000 Ash of Time 120644 和上海最拥挤的街道南京东路仅隔着两条马路，是一条低调而略显落寞的福州路。此地没有南京路步行街上那些摩肩接踵的游客，也没有南京西路上那些快步行走的公司白领，这条街道，它既不时髦气派，也不优雅别致，简单说，它普普通通，没什么特色。但我经常愿意花一个下午（甚至连带一个晚上）在这条街上游荡，因为这里汇聚着为数不少的书店和“文化用品商店”——这两种店，恰好我都爱逛。 福州路上的文化用品商店大都是门脸儿很小的铺子，多得数不过来。在上海买书法、美术用品，恐怕福州路是首选之处。随便踱进一家，便可看到满眼的宣纸、画架、颜料、毛笔等等物品，有的店里还飘散着墨香。而店主往往（看上去）是个懂行的师傅，你尽可以向他请教狼毫与羊毫的区别、生宣与熟宣的优劣。我喜欢这种“师傅”型的经营者——除了生意上的关系，还有一件东西把你和他的关系拉近，那就是对某种玩意儿的共同的喜好。 若说物以类聚，那么书店也是这样的一种场所。在古籍书店三楼折价的字帖架前徘徊，身边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转过头看我一眼，然后手指一本唐伯虎的行书帖子，使劲地点头。这时候不拿起那本印刷品来看一看恐怕是对不起这位无名爱好者的大力推荐了。而放眼望去，在你身边的几个架子之间专注地游走着更多的无言的陌生人，这时你也许会生出一些类似于同样潜伏在敌占区的地下同志之间的那种默默的感情。 如果我没记错，福州路是上海书店密度最高的一条街。这里最大的书店毫无疑问就是那座占据七层楼的上海书城。但我并不喜欢这种以“城”自居的书店。这些书店大都为国营，店里的气氛总让我感觉更像仓库而不是书店，空气中似乎尘埃尚未落定，书页上让人怀疑沾满灰尘。站在书架前翻书难以彻底沉静下来，店里的服务员放肆地聊天，好像在时刻向你显示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而你，一个素昧平生的顾客，最好收敛自己、好自为之，千万别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 嘿嘿，虽然可以让人生出回家感觉的书店极其稀少，但福州路上至少有不少家书店供你进进出出。古籍书店里似乎是能让人沉静下来的。这里的书并不完全是古籍。在三楼，你会发现整整一层的打折新书，除了国学典籍，还有不少的翻译小说、字帖和画册。海明威、村上春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在架子上等着被低价买走。在古籍书店的右手、一座名为“上海文化商厦”的大楼的二层，也有大量的折价书出售。山西南路上有一家小小的“外文图书公司旧书门市部”，这间小店的气氛十分接近我头脑中二手书店应该呈现出的模样——店主仅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但决无倦怠、无聊之色，显然并不讨厌自己眼下的生活状态，而走进店里来的经常是熟客，他们径直走到老地方，抄起一本英文版的《时代》周刊或者《哈佛商业评论》，利索地交过钱，收起战利品匆匆而去。福建中路上的“上海旧书店”便缺少这种旧书店应有的气氛。这里面积不大，无精打采地摆着一些无甚特色的旧书，店员神色慵懒，早早地在等待关门回家。在此提醒淘书爱好者，福州路上的书店大多很早打烊，晚六点钟过后便有一大半关门了。但在靠近云南中路的剧院“天蟾逸夫舞台”左侧，有一家门脸不大的折扣书店，名叫“今声图书广场”，这家店拥有的一个美德便是晚十点才打烊，店内还放了几张椅子，供读者坐读。 福州路上有很多家专业书店，比如建筑书店、音乐书店等等。我常逛的是在夹在山西南路和福建中路间的外文书店和设计书店。设计书店的二层是设计类的书，一楼是美术、书法类的书籍，买画册、字帖应该到这里来转转。而福州路的外文书店也是不错的。我发现我喜欢的外文书大多摆在四层，这里能看到不少英文小说，我刚刚在博客上提过的《2666》的平装本在这里仅卖85元（嘿嘿，这本书有900页厚，同样厚度的英文原版书至少要上百块）。但福州路外文书店的问题是经营者似乎不懂得英文书的摆放规矩——至少小说类的书是可以按照作者名字的字母先后按顺序摆放的，而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本本书几乎没有章法地堆在那里，让人只好无章法地一路看过去。 一路看过去。一个下午（甚至外加一个晚上）就在这条福州路上被消化掉。走出福州路，走入人民广场附近的灯火之中。最近，我发现我是可以从自己家走路来这里的。逛完福州路，沿着人民大道、在上海的夜色中走回家里去。繁星点点，风轻如絮。 <img src="http://c0573862.cdn.cloudfiles.rackspacecloud.com/1/0/6418/120644/fuzhoulu_map.jpg" border="0" width="499" height="690" align="left" /> http://www.bimuyu.com/blog/archives/89010358.shtml http://du.mixfog.com/120644/ http://du.mixfog.com/120641/ http://du.mixfog.com/120641/ Fri, 23 Oct 2009 04:27:18 +0000 Ash of Time 120641 随着今年的诺贝尔奖项陆续宣布，国内各界在关注之余，再次开始反思我国的科研与教育体系，值得高兴的是，又有一位华人获得诺奖，而遗憾的是，迄今获得科学类诺奖的八位华人中，没有一位是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中接受的教育，也没有一位是从新中国科研体系中创造其主要成就的；这体现了一种双重失败：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太多顶级人才，而少数顶级人才要获得成就，还只能去到英美的科研体系之中。 要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好考察一下别人的成功经验，近代以来，在教育和科学上最杰出的榜样，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了；自诺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20%的化学奖、25%的物理奖、27%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国际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7%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27%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另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了12%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 犹太人在科学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拥有了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成就？很可能，这恰恰是他们的不幸历史所造就。犹太人先是被亚述和巴比伦征服为奴，后又被罗马帝国毁城驱散，整个中世纪，他们不得不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欧洲夹缝求存，不仅法律和政治地位低下，许多权利被剥夺，还时不时遭受驱逐和屠杀，两千年蹩仄险恶的处境，迫使他们发展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 在中世纪欧洲，身为异教徒的犹太人被排除在封建系统之外，无权拥有土地，这迫使他们转向手工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需要更多知识和技能的行业；与基于土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农业相比，这些行业更具流动性、更加市场化，也更依赖货币，同时，由于不能将储蓄投资于土地，犹太人的储蓄更多以货币构成，这推动了他们从事放贷；在以土地和农业为本的时代，尽管手工业和服务业的门类繁多，但总体规模很小，而因其不稳定和高风险，也为体面阶层所鄙视；于是被迫舍本求末的犹太人进入了除农业和军事外的几乎所有行业，并在其中许多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旦资本主义时代到来，这种栖身末业的边缘地位迅速转变成巨大优势，历史上曾有几个类似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英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工业革命时期在各行业取得成就的人物当中，少子明显多于长子，这是因为长子继承制迫使他们在土地之外寻找发展机会，求学、经商、当兵、从政，而所有这些机会与农业相比，都更加需要天赋、知识和技能；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私营经济，早期个体户中劳改释放者和失业知青占很高的比例，后来的下海浪潮中，许多下海者也都是主流体制中的失败者或失意者；犹太人是下海者的先驱，他们在海里已经挣扎了两千年。 在古代，如何在掠夺成性的强权之下保护财产，是个大问题，对于法律地位低下的犹太人，资产安全问题尤为严重；对付掠夺的一个策略是，尽量持有容易带走的资产，一有风吹草动赶紧跑路，在分裂割据的封建时代，这一策略颇为有效；过去两千年，尽管反犹灭犹浪潮此起彼伏，犹太人总是能找到栖身之地；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成了各政权宽容和自由程度的试金石，于是，犹太社区所到之处，伴随着一个个城市和地区的黄金时代：从巴格达到马格里布到伍麦叶西班牙到荷兰，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到热那亚，从克拉科夫、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 资产的价值越是依赖于正面激励，就越不容易成为掠夺的对象，而知识和技能是最难以夺走的；犹太人迫于生计也为了安全，形成了注重教育、技能训练和知识积累，早期这些努力集中于实用技术领域，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学逐渐脱离教会体系，犹太人得以进入学术界，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积累上的优势迅速转变成科学成就；同时，政治地位的低下使得犹太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习惯去依附宗教和权力，把学术当作教会和政治的进身台阶，这让他们保持了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乃是科学界作为一个自主自治共同体而存在的灵魂，而要抵御住来自宗教和政治的渗透和诱惑，是不容易的，幸运的是，这样的诱惑对犹太人原本就不存在。 犹太人的故事带来的启示是：商业和市场从来不是科学的敌人，对思想的控制和垄断才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仅仅是宽容的空间和独立的精神，犹太人惊人的科学成就，不是国家资助、组织和建设的结果，相反，它是远离权力、摆脱控制、宽容和独立的结果。 http://du.mixfog.com/120641/ http://du.mixfog.com/60064/ http://du.mixfog.com/60064/ Sun, 16 Aug 2009 14:02:56 +0000 Ash of Time 60064 <img src="/media_temp/1/0/6418/60064/姚从吾 李敖.jpg" border="0" width="468" height="350" align="left" /> 　　在50年代的台湾大学，李敖无疑是一个异数。他之所以能够“横行”到毕业，离不开一大批老师的宽容和理解，像对中国古代社会深有研究的李宗侗教授、教“中国通史”的夏德仪教授、教“西洋史”的刘崇系主任、吴相湘教授、教“印度史”的吴俊才教授、教“国际现势”的黄祝贵老师、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等等。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姚从吾当算一位。 　　姚从吾，原名士鳌，字占卿，一字存吾，河南襄城人，生于1894年10月7日，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师从张相文、陈汉章、朱希祖诸人，1920年毕业。应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被录取，分配在###社会教育司见习，后留部工作（鲁迅当时亦工作于此）。又应中国地理学会主持人张相文之聘，编辑《地学杂志》，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1922年毕业后，参加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深造考试，入柏林大学研究所。1928年完成论文《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刊载于《辅仁杂志》，为人注目。1929年应德国莱茵省波恩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聘，任汉文讲师。1931年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193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1936年任主任。抗战开始后随校西行，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发起组织中日抗战史料征辑委员会，征集抗战史料达164箱，抗战胜利后移交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1946年任河南大学校长。1948年改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49年，护送故宫第三批文物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在李敖上大学期间，他被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姚从吾主攻辽金元史，1956年李敖升二年级时开始选修他的课。 　　此时的姚从吾已63岁，满头白发，嘴唇奇厚，满口乱牙，讲话时声音中气十足，道地的河南男低音，配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大学生们在人前人后都称他“老公公”。他讲课的情形，台大毕业的张伯敏先生曾有一段记载：“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 　　李敖回忆说：“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李敖跟姚从吾学习《辽金元史》，成绩颇佳，上学期得分86分，下学期得分88分。大三时又跟姚从吾学习《史学方法》，上学期94分，下学期得分86分。大四时，姚从吾又指导李敖写论文，尽管李敖说“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但李敖执着于史学研究的情结和求真的科学研究态度，除了过去受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影响外，毫无疑问，他更直接地受到这位辽金元史专家的熏陶。李敖说：“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这更是年轻气盛的李敖心高气傲的极端之语，是在对他的“姚本师”进行求全责备了。姚从吾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契丹、女真、蒙古史实的研究成果，更在于他的与人为善、不耻下问。他对李敖的论文不在行，便拿去请师大教授赵铁寒审查，赵铁寒的评价是：“‘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李敖后来回忆说：“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 　　尽管如此，在李敖眼中，姚从吾做学问仍然属于埋头耕耘而收获不佳的一类。他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他，把他当作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典型，认为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李敖从姚从吾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学问以外的东西。他的《“北土怀吾愿，东林怀我师”》一文，表达了对姚本师的深深怀念。他说：“姚从吾老师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姚从吾在赴台前曾加入国民党，并曾奉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联合大学党部，但赴台后却拒不办理归队登记，李敖认为，他的这种“全无党性”的做法，乃是其“内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觉悟”的表现，表示敬佩。李敖在大学期间曾多次与姚从吾通信或面谈。1957年7月23日，两人小谈。姚从吾劝李敖不要多发表文字，李敖以为此话正确，乃作诗一首： 鱼倦低游每返渊， 鸟倦高飞总知还， 摒情专心穷文史， 隐姓埋名二十年。 　　姚从吾先生比李敖大42岁，已步入人生的黄昏。望着他苍苍的白发，李敖由衷地感到青春的可贵与珍惜青春的迫切，同时他也得到了一种对时间的透视，深信每天都有“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的重要性，那种“急求早成”的心理也显得益发炽烈了，这种急迫感后来变成无时不在意识中的一件大负担，它鞭策着李敖，不停地努力、不停地紧张，在李敖心中，姚从吾已化作一股奇异的力量。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李敖在走近胡适、结识胡适的过程中，姚从吾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 　　由于李敖在大学阶段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问的精深，这位被李敖称作“姚本师”的姚从吾，对李敖在赏识中有着一种偏爱，他认为李敖有“偏才”，不论在治学还是做人上，都给李敖以殷切的教诲和鼓励，甚至在经济上亦给予李敖以很多帮助。李敖在毕业后给老师的信中说： 　　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你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在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诸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 　　柳子厚在他“与大学诸生书”中写道：“绳墨之侧，不拒曲木；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读《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在第二十章中有这么一段话：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 he can n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nce stops.（按：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无处不在，永恒不止。） 　　这应该是狂傲的李敖对老师发自内心的感激之语。从李敖的大学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大四阶段，李敖与同学之间游玩的记录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他与诸位导师之间的交往。而此中交往最密切者当是姚从吾先生。 　　在李敖大学日记中，多处可以看到他与“姚老”谈话的记录。尤其是在大四写毕业论文阶段，姚从吾是李敖的导师，两人过从更密。为了李敖的发展，姚从吾用亲笔写信介绍李敖去见太老师胡适，并不断传递胡适对李敖的评价，说“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胡适得意门生）”姚从吾对李敖说：“胡颇欲使关系深切”，故多次督促李敖去看望胡适。 　　显然，姚从吾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弟子了。 http://du.mixfog.com/60064/ http://du.mixfog.com/60063/ http://du.mixfog.com/60063/ Sun, 16 Aug 2009 13:42:16 +0000 Ash of Time 60063 <img src="http://c0573862.cdn.cloudfiles.rackspacecloud.com/1/0/6418/60063/p277917496.jpg" border="0" width="450" height="470" align="left" /> 　 蒋介石在1942年2月印度之行，想要访问的第一个人就是被称为“印度圣雄”的甘地。其时甘地已退出国民大会党。一个人在孟买华尔特哈西华格荣过着简朴而又宁静的生活。通过尼赫鲁的精心安排，甘地准备由他来看望蒋介石。2月18日，甘地由秘书赛德陪同，由华尔特哈来到加尔各答蒋介石的住址。 　　趁午宴前的空隙，甘地开始向蒋介石阐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谛。他说：“有人称不合作运动是弱者的武器，是一种消极的斗争方式，我不能同意。我认为，武器只有强者使用才能取得成功。它已经团结了印度国民，给了他们信念和希望，培养了他们的勇敢。我的最终目的是要用非暴力来反抗暴力，以非暴力来代替今天世界上处处横行的暴力，争取人权，维护人类的尊严。所以这种运动足以对抗世界上最强暴的武力。它既是积极的、现实的又是充满哲理的。至于如何运用这个力量，不能从书本上去学，而必须经历艰苦的思索、虔诚的祈祷和百折不挠的奋斗方始能够掌握。” 　　甘地是一位具有狂热宗教信仰的人，他所阐释的这些不合作运动内含的哲理，对抱现实主义态度的蒋介石来说，并不是很感兴趣。出于礼貌，蒋口头上只好连连说：“柔能克刚，柔能克刚，这是我们东方哲学的奥秘所在。” 　　饭后不到半小时，甘地就要求继续上午的谈话了。蒋介石单刀直入地开口问：“如果日本和德国入侵印度，你也用不合作的方式对待他们吗？” 　　甘地毫不犹豫地答道：“不合作！绝对的不合作。” 　　蒋说：“先生自1901年以来，对抗英国，谋求印度独立，艰苦奋斗已达40多年，时间不算短，然事业尚未成功。对过去的事不必重视，我们应该重视的是现在和将来；那么，如果英国答应了5年或10年让印度独立，这样便实现了您奋斗的目标，先生愿意现在同英国合作吗？” 　　甘地答称：“如果英国以我停止活动为条件，答应5年或10年后我们独立，我必定加以拒绝。因为不合作主义是真理，而真理的追求是不能半途而废的。”“国民大会党在华尔特哈会议上，曾考虑同英方合作，所以我就退出了国民大会党。因为这个所谓合作，实际上就是同暴力合作，而独立是绝不能用与暴力合作的代价换得。否则我的50年生命史就将重新写过。因此，我只能和真理合作，绝不能和谬误合作。” 　　蒋介石看到老头儿的意志如此坚决，感到说服他的可能性甚为渺茫了。于是为争取主动，便改口道： 　　不合作的方式用在印度或许是正确的，对此我并无异议。我也不想要先生改变自己的信仰。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动员印度国民参战，站在同盟一边，一起打败日本、德国法西斯，这样，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中国就可提出让印度出席会议，并共同为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努力。若同盟有异议，我保证中国以退出和会表示抗议，并与印度一起采取进一步的一致行动。如果今天你们对这场战争再袖手旁观，或采取中立态度，那将成为印度解放史乃至人类解放史中的最大缺憾。 　　蒋介石这次访问印度的一片苦心至此已和盘托出，然而甘地对此不以为然，他反驳说：“世上只有受难者才知道受难者的苦痛，所以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怀着很深的同情。但是，阁下，贵国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国，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战时对你们尚且如此，战后和会上我们将处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阁下岂忘了当年的‘凡尔赛和会’了吗？” 　　甘地虽居乡村，但却熟知天下大事。他的这席话说得蒋介石无词以对，颇为尴尬。 　　蒋介石的印度之行，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游说而使印度国大党和甘地、尼赫鲁在谋求完全独立的问题上妥协，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 http://du.mixfog.com/60063/ http://du.mixfog.com/59690/ http://du.mixfog.com/59690/ Sat, 15 Aug 2009 16:13:47 +0000 Ash of Time 59690 <img src="/media_temp/1/0/6418/59690/黑泽明、费里尼.jpg" border="0" width="600" height="449" align="left" /> 看過楚浮導演作品《日以作夜》的影迷，大概都不會忘記那位拄著枴杖，想辦法要到電影院的櫥窗前，把海報刮下來帶回家珍藏的超級影癡。 因為對電影有癡狂，有迷戀，所以才會想要留下電影的光與熱。 1994年的五月，我也曾效法《日以作夜》的影癡，坎城影展落幕前一晚，孤軍深入坎城影展市場展的旅館攤位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拆下了攤位前的大師海 報，帶回了台北。那個晚上是個兵荒馬亂的晚上，影展即將結束，正式的活動只剩第二天的頒獎典禮了，多數的記者都已經交出了文稿，輕鬆地品酒喝咖啡聊著天， 所有的影展交易其實都已結束，市場展上乓乒乓乓，一派風流雲散的感覺，有的人在整理攤位，煩惱還有好多的宣材還沒發完，有的人正在敦促工人拆缷器材，深怕 東西沒還清楚，事後又要被罰錢。 費里尼是1993年十月辭世的，第二年的坎城影展就特別選用了他替太太茱麗葉塔．馬西娜（Giulietta Masina）在《大路》中所畫的水彩圖象做為影展海報，茱麗葉塔在《大路》上飾演一位可憐的女丑，跟隨粗魯的雜耍藝人安東尼昆流浪街頭，最後卻遭棄養， 費里尼所繪的那張海報就是她披著一身皮篷，孤單地看著海洋的背影，簡單幾筆，神韻盡出，看過《大路》，你不會忘記茱麗葉塔，看過那張海報，你不會忘記這對 影壇夫婦的深情，費里尼過世五個月之後，茱麗葉塔也悲傷辭世，那張海報成了這則影壇傳奇的絕唱。 費里尼和黑澤明大概是影史上最愛畫畫的導演，一位是歐洲之寶，一位是日本電影天皇，1990年他們倆的作品《月亮之聲》和《夢》，雙雙在當年的坎城影展做特別放映，兩位大師的塗鴉墨寶也隨片公開，更被影迷視為是探索大師創作奧祕的最佳藍本。 黑澤明在《蝦蟆的油》自傳中即已說過，他生平第一志願就是當畫家。他曾經夢想超越梵谷和塞尚，可是幾經努力但總畫不出自己的風格。決定改行搞電影之前，他把心一橫，發狠地將以往畫作一股腦全燒了。 等到電影成就震驚國際，黑澤明的畫癮再也忍不住了，1984年前籌拍《亂》之前，他就先把電影主角造形、服裝和場次景觀，逐一畫下。一千多張畫稿不但成為工作人員的工作指南，也展示黑澤明對線條和色彩的獨特感性。後來他再用影像落實畫意，拍起電影自然又快又好。 費里尼則表示他這一生唯一會的，也懂的事就是拍電影，他從來沒有做過畫家夢，不過從小就喜歡塗鴉，只要手頭有筆，他就可以在牆壁、報紙、衛生紙和餐桌布下隨意畫將起來。 費里尼認為每個人的表達方式不盡相同，有人口若懸河，有人倚馬千言，言語和文字都不是他所擅長的表達方式，只有畫畫才能掌握他的靈感，表達個人觀念。 每次拍片前，費里尼都會花上許多時間埋首作畫，看表情。透過畫畫，費里尼可以更清楚地分析出人物個性，更深入他心中的創作慾望。他認為這種電影圖案化的解碼過程，正是帶領他走出創作迷宮的指引。 費里尼的塗鴉作品最後當然還是會交給攝影、服裝、化粧和美術等工作人員，這樣他們才會更清楚了解費里尼要用什麼手法表達電影內涵，配合起來順暢自然不在話下。 想做畫家的黑澤明，非常珍惜手稿，拍完《亂》，坊間就曾出現三種版本的《亂》畫集，黑澤明希望畫集藏諸名山，傳承後世的用心，相當明顯；費里尼則不然，他 常常是隨興找張紙就畫了起來，畫完就派分給工作人員，並不要求回收，完全是為了工作上溝通方便，倒是不少有心人四處尋訪費氏墨寶；刊印成冊，為電影史保留 了不少珍貴創意資料。 細看兩位大師畫作，費里尼作品偏向漫畫隨筆風格，隨意幾筆就能傳神帶出人物情貌，深具寫實功力；但偶爾幾筆彩墨卻又頗有浪漫超寫實的韻味，恰與他電影作品中揉和了現實與虛幻的特異風格，輝映成趣。 黑澤明的畫作通常以油畫和水彩居多，每幅都煞有介事地塗得滿滿的，詳細交代他所有的原始創作意念，也使得每張畫都有傳世價值，至於線條粗放、用色鮮豔大膽，則隱隱透出他最崇拜的梵谷畫風影子，耐人細細品味。 不過，繪畫和電影畢竟仍然是性質不同的藝術媒體，電影大師畫畫得再好，具象成電影則又是另一番情貌，這種差異性也只有有心人在比照大師畫冊與電影時，才能悟出這種由平面靜畫轉換為立體動態的藝術苦心其中的奧妙。 黑澤明於1998年的九月六日辭世，今天正值大師辭世七周年，謹以本文，兩位大師的繪畫軼事，追思大師。 http://du.mixfog.com/59690/ http://du.mixfog.com/59683/ http://du.mixfog.com/59683/ Sat, 15 Aug 2009 15:59:55 +0000 Ash of Time 59683 <img src="/media_temp/1/0/6418/59683/爱因斯坦 居里夫人.jpg" border="0" width="500" height="342" align="left" /> 居里夫人为爱因斯坦写的推荐信 注释：发明相对论的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三十岁时已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却仍未获聘大学教授。法国数学家庞加莱与发现镭的居里夫人联名向苏黎世联邦技术学院写了本篇推荐信后，爱因斯坦于1912年获学院聘任。 “爱因斯坦先生是我们有生以来所认识的人中间最具有独创性的才子之一。尽管他年纪尚轻 ，却已经在当代最杰出的学者之间有一席显荣地位。尤其使我们惊叹的是他非常容易适应新的概念，并从中得出各种个能的推论。当他遇到一个物理学问题时，他从不拘泥于权威性的原理，却可以想到一切可以想象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他脑中得到融会贯通，使他预见到许多有朝一日终将在实际生活中获得证实的新现象….爱因斯坦先生的才华将来一定能得到更多的证明。凡是能罗致这位青年学者的大学，必将获得附骥之荣。 ” 爱因斯坦致居里夫人的悼词 ──1935年11月在居里夫人悼念大会上的凭吊演讲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是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是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像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http://du.mixfog.com/59683/ http://du.mixfog.com/59676/ http://du.mixfog.com/59676/ Sat, 15 Aug 2009 15:44:35 +0000 Ash of Time 59676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意识普遍高涨,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如著名的“新芬”社团、盖尔学会、爱乐兰运输工人总工会等)纷纷要求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行自治,终于在1937年通过新宪法宣告独立。与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运动相呼应，爱国的作家为复兴爱尔兰的民族文学、语言、艺术大声疾呼，并创作了大批表现爱尔兰人民生活、反映民族精神的作品，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是著名的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威廉·勃特勒·叶芝(1865～1939)，围绕着他的主要作家有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A.E.(即乔治·威廉·拉塞尔,1867～1935)、约翰·密灵顿·辛格(1871～1909)、肖恩·奥凯西(1880～1964)以及詹姆斯·乔伊斯、弗兰克·奥康诺、肖恩·奥费林等人。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突出成就主要是在戏剧方面，1904年春建立的“阿贝戏院”可以说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摇篮；以叶芝为首的“爱尔兰戏剧协会”的成立则为民族戏剧的发展组织了队伍；1902年首演获得成功的叶芝的《胡里痕的凯瑟琳》为爱尔兰民族戏剧的繁荣揭开了序幕。这一剧本以象征的手法指出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是造成爱尔兰贫穷、羸弱的根源,唤起了人民强烈的民族感。格雷戈里夫人的《散布消息》(1904年首演)是一出反映闭塞的爱尔兰农村生活的喜剧，《月出》(1907)则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辛格以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交错的手法写出了栩栩如生的爱尔兰农民与小手艺人的形象；他的《骑马下海人》(1904)、《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补锅匠的婚礼》(1908)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奥凯西以下层市民的生活为题材，生动地描绘了广大民众在爱国热情鼓舞下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的斗争。 诗歌方面，叶芝继承英国浪漫主义的传统，以民族诗歌形式描写爱尔兰人民的生活。A.E.在诗中讴歌爱尔兰传奇中的英雄和神，对其余诗人影响颇大。其他重要的诗人有帕德雷克·科勒姆、唐塞尼爵士等。 小说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詹姆斯·乔伊斯，他的《都柏林人》(1914)、《尤利西斯》(1922)深刻地反映了爱尔兰的社会现实。詹姆斯·斯蒂芬斯的《金坛子》(1912)曾是传诵一时的佳作。此外还有弗兰克·奥康诺、肖恩·奥费林，他们的小说创作也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的生活。 <img src="/media_temp/1/0/6418/59676/诗人詹姆斯.斯蒂芬斯、小说大师詹姆斯.乔伊斯、男高音约翰.沙利文.jpg" border="0" width="439" height="494" align="left" /> 图为诗人詹姆斯·斯蒂芬斯、小说大师詹姆斯·乔伊斯、男高音约翰·沙利文 http://du.mixfog.com/59676/ http://du.mixfog.com/59441/ http://du.mixfog.com/59441/ Sat, 15 Aug 2009 02:27:52 +0000 Ash of Time 59441 <img src="/media_temp/1/0/6418/59441/李鸿章和俾斯麦.jpg" border="0" width="450" height="497" align="left" />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如果中国一个学者专程到德国寻访李鸿章私访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历史资料，不知会要经过多少周折，也不一定拿得到，笔者却不费吹灰之力从几年前成立的俾斯麦基金会主人那里获得，真是三生有幸。 这是一篇根据1896年6月25日李俾两人会见的目睹者的口述资料综合出来的文章，独一无二，题为：“李鸿章在福里德里斯鲁”（注：地名的德语是Firedrichsruh，为俾斯麦私邸）。 在序言中，文章简单介绍了李鸿章的生平，他是中国满清政府的政要，和俾斯麦年龄相仿，1862年为江苏总督（实为巡抚），1870年为Tschili Vize Koenig（这是德国翻译官闹的大笑话，不懂“直隶”的意思，就来个Tschili，把“总督”译成副国王Vize Koenig。） 序言里还说：“他长期主持外交政策，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1896年，他代表中国皇帝赴莫斯科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接着访问欧洲。他在访问德意志帝国期间，特别提出要求，希望访问俾斯麦。” 中国式嘘寒问暖 “副国王”李鸿章和他的随从1点49分抵达。俾斯麦在私邸大门口以最高礼遇迎接。他穿着威廉一世皇帝赠送给他的军礼服，佩上军刀，制服上挂着黑鹰星章和铁十字勋章。 一开始，二者长时间坐在会客厅内借助翻译对话。李鸿章夸奖俾斯麦，大意是说：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和伟大功绩，今天能见到您，看到您的眼神，更觉您的伟大。 俾斯麦也回敬说：也很高兴能招待一个建立伟大功勋的总督。李鸿章谦虚地表示：不能与阁下相比，您的贡献有世界意义。（诸位读者，请注意，这篇文章是一个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德国人写的，因而用词有些怪怪的，但这更有意思）。 到吃饭的时候，俾斯麦不让李鸿章随从搀扶他，而是亲自扶着李的手臂走到饭厅。俾斯麦挺起胸脯，两眼炯炯有神，显得骄傲和自信。 李鸿章说，30年前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就仰望俾斯麦大名，缘悭一面，如今总算如愿以偿。俾斯麦设法摆掉这种恭维，就换个话题说：“我已不如前，我已经老了。” 李鸿章立即关心地问俾斯麦的健康，什么地方不舒服？平日做些什么？俾斯麦笑着回答说：“什么都不做，不愿再找气受。我目前一身轻，只是一个村夫，喜欢到森林和田野去散步，不再问政。” “副国王”转而与俾斯麦之儿子赫伯特·俾斯麦谈话，问他在外交部当四年国务秘书的感受。俾斯麦替儿子回答说：“他最喜欢过问政治，与我不同的是，他不爱做农活。” “副国王”说：“在中国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俾斯麦回答说：“在我们这里一般也如此。但是人不能违抗自然。” 谈话推心置腹 谈话进入正题。李鸿章说：“我这次很高兴地来到您这里，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请问是什么问题？” “怎样才能在中国进行改革？” “在这里我不能断言。” 李鸿章说：“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 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指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鸿章问：“如果皇帝一直受其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做臣子的很难开展工作。” 俾斯麦伯爵忽然用了一句法文：“Tout comme chez nous（跟我们这里一样）”。接着又用德语说：“在我当首相的时候，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来自女人方面……” 李鸿章笑笑说：“但您有一个坚强的性格，难道都能够平和地化解这些矛盾吗？”（笔者很怀疑李鸿章的原话是否如此。） “对贵妇们我一直是很有礼貌的，”俾斯麦说。“怎样能够把上面的旨意贯彻到下面，而让下面服从呢？军队决定一切，只要有军队就行。” 俾斯麦继续解释说：“兵不在多，哪怕只有5万人，但要精。” 李鸿章回答说：“我们有的是人，就是缺少受过训练的部队。30年来，经过太平天国造反，军队再也未受到训练。现在我终于看到了德国优秀的部队。即使以后我不在任上，我仍将在能力范围之内根据阁下的建议施加影响。我们需要聘用普鲁士军官，以普鲁士军队为榜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 俾斯麦说：“问题不在于把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在于你是否能把这个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如地调动他们，使他们很快地从一地到另一地。” 俾斯麦表示，他对中国很关心，而且一直愿意和中国建立密切关系。接着，他开始和德国驻中国大使交谈起来。 告别之时凝视不语 李鸿章发现俾斯麦气色不很好，关心地问起他的睡眠状况。当他知道俾斯麦的睡眠不佳时，便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在座者都能够觉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加深。人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副国王”也是一个有气质的人物。 到告别的时候了，两人依依难舍。当俾斯麦听说，李鸿章在家时不太愿运动，就劝告他说：“要经常走路，对身体有好处。” “也希望您多多保重！”李鸿璋忽然推心置腹地说：“对我目前遇到的阻力，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俾斯麦语重心长地说：“您过于低估了自己。对于一个国家人物来说，谦虚是非常好的品德，但是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李鸿章说：“阁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回顾以往也应很自傲。” 俾斯麦说：“对中国来说，希腊有一个谚语：一切在流动，一切又都碰撞在一起。” 李鸿章告辞之时，两位政治家互相凝视不语。最后，李鸿章说：“我希望能来祝贺您90岁生日。” 火车徐徐开动，俾斯麦挺着胸膛，右手举到帽沿，行着军礼。而李鸿章站在火车上，两手握在胸前，频频摆动，用一种虔诚的姿势，为俾斯麦祝福。俾斯麦伯爵一直注视着李鸿章，直到火车离去。显然，他内心已经受到了触动。 http://du.mixfog.com/59441/